”《论语·先进》子张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好人，怎样做才叫行善？孔子回答意思是:一个真正行善的人是不会让人感觉到他的痕迹的。
我们为什么叫华夏儿女？
上古时期居于华北平原的一些部落，先后冒发出了文明的曙光，诞生了伟大的隧人氏（教人钻木取火的那位）、有巢氏（教人筑巢为室，与野兽禽畜分开居住，咱们才有房子住。）等部落首领。公元前5000年，黄河洪水泛滥，导致居住于华北平原部落死伤殆尽，幸存者复曦氏-女娲带领一小簇族人逃到关中地带，后来称之为华族，另一部分幸存者则逃亡到陕北地带，后来称之为夏族。
洪灾过后，山东半岛的东夷族看到原来华族和夏族因为洪灾出逃，而空出来的华北平原无人居住，于是他们迅速占据了今天的徐州地带，住在南边的百越族也抢占据了中原到海滨的广大地区。公元前2700年，已经迁移到陕西地带的夏族和华族后代们，时刻思归故土，于是当时夏族部落首领黄帝率族人东进归故土，渐行渐近到了今河北省涿鹿县地带；华族部落首领炎帝也率族人向东挺进，回到了中原老家今河南省淮阳县地带。
回归故土的炎帝与当时强占并住在中原的百越族发生了战争。炎帝部落兵败，逃往世代姻亲的兄弟部落——黄帝部落。蚩尤率军追击炎帝，在涿鹿地带被炎黄联军击败，蚩尤被杀。由此，炎帝重归旧日家园。 过不久炎黄二族为生存资源问题，争夺做霸主，双方军队大战于阪泉之野。炎帝兵败，华族并入夏族，黄帝迁都到今河南新郑。
因此，中原的华夏二族逐渐融合成华夏族，后人亦称炎黄子孙。 “华夏”一词最早见于周朝《尚书·周书·武成》，“华夏蛮貊，罔不率俾”。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(是注释还是正文不敢确定)曰：“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，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”。 《书经》曰：“冕服采装曰华，大国曰夏”。 《尚书正义》注：“冕服华章曰华，大国曰夏”。
“厚德方能载物，内圣方能外王”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看？
我认为这两句话，是说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的重要性。厚德载物遵循了天地人和相应之规律。一、德是道之用，尊道必须贵德: 顺应天地人和之规律“道德”一词起源于先秦时期的《道德经》一书，道是体，是德的本性。道是形成宇宙万物的最初本源；道是宇宙万物存在和运动变化依据；道是支配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；道是人类社会所遵循的生活准则。
人类把“道”作为应该遵循的最高的生活原则，比如修身之道、齐家之道、治国安邦之道、养生之道、处世之道等等。德是道之用，尊道必须贵德。必须惟道是从，不能占用，不图报，不干涉，所谓“道之在我之谓德”，“德者得也”。与道相违，违背自然规律，就是无德、失德。天地人和，传承于古而宣扬于今，坚守“中庸”之道，顺应社会发展，共建“和谐”与“和平”，更有“天时，地利，人和"之意。
曾国藩如是说:“士有三不斗：毋与君子斗名，毋与小人斗利，毋与天地斗巧。”《周易》：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意思是指君子的品德应如大地般厚实可以承载万物。厚德载物，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十分重要的。一个有道德的人，应当像大地那样宽广厚实，像大地那样承载万物和生长万物。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，郁而不发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，以自为方。
”内圣外王，指一方面具有圣人的才德，一方面又能施行王道，这是道家的政治思想。儒学发展了这一思想，认为人只有不断的修养自己的品德，积累自己的善果才能够承载住人生所拥有的福报。所谓“内圣”自修，“外王”事功，即“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”。简单说，就是以儒家的标准，做好人，办大事。道德修养达到极致，即为“内圣”。
经济事功达到极致，即为“外王”。被称为司法始祖皋陶施行的德政就是一个典故。皋陶认为实行德政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。强调君主、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，由己及人。提出为官者要具备三、六、九德。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，以六德要求于诸侯，以九德要求于天子。以道德处理政务，大臣们就会同德同心，就能使功成业就谋略实现。
只有“知人善任”，举用德才兼备、勤政廉政的人，才能治理好国家，才能施恩惠于民。民心之安，取决于君、臣之德。由于皋陶卖力推行德政，身体力行，使得天下太平，百姓安生，所以民众宾服他，归附他，怀念他。从而开创了“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”的大好形势。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修在《咎繇碑》文中评价皋陶：“德齐于舜、禹，道超乎稷、启。
”“帝禹立，而举皋陶荐之，且授政焉。”皋陶的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和发扬光大，创立了儒家理论学说，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治国基础理论。治家、治学、治业、治国皆遵循规律，顺应民意，不违四时，天人合一。二、德行比才能更重要:为人遵循的规律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孔子说：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，只要骄傲吝啬，那他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。
德行与才能孰重孰轻？有一个故事或许可以带给我们借鉴与思考。有一位老锁匠一生修锁无数，技艺高超，为了不让自己的技艺失传，他决定物色一个接班人。在一段时间的挑选和培养过后，老锁匠决定在两个年轻人中做出选择。测试的方法很简单，两个保险柜，两个徒弟分别打开。结果，大徒弟花费不到十分钟，二徒弟却耗时半个钟头，正当众人都以为大徒弟必胜无疑之时，老锁匠问两个人，保险柜内有什么，大徒弟双眼放光，“师傅，里面全是百元大钞。
”而二徒弟却支吾半天说，“师傅，我没看到里面有什么，因为您只让我打开锁，我就只打开了锁。”测试结果是二徒弟胜出。众人不解，老锁匠微微一笑，“任何行业都要讲求‘信’字，尤其是我们这一行更需要很高的职业操守，他必须做到心中只有锁而无其他，否则，稍有私念便容易起贪心。每个修锁的人，心中都应该有一把不能打开的锁。
”在唐代，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以“四善”为原则，“德义”是首要标准。德乃做人之本，毋庸置疑。之所以在当下有“德行”与“才能”的论争，是因为社会变得功利而浮躁，德才观失去了方向与准则。为了所谓的“成才”与“成功”，人们变得急功近利和盲目激进。德与才是有机的统一体，二者不可分割，不可偏废。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总结历史上用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：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
”德靠才来发挥，才靠德来统帅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同样重要。只有德才兼备，才为贤者。现实生活中，有一种老好人并不受欢迎，因为他们属“汤圆作风”、“太极拳作风”，没有原则性，两面讨好，和稀泥，不会得罪人。这类人表明上很有道德的样子，其实是用假仁假义的面具来迷惑大众。为儒家最反对，名之为“乡原”，谓“德之贼也”。
在很多企业中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用人准则，“有才有德先用，有德无才慎用，有才无德坚决不用”。三、做好人才能办大事: 处事遵循的规律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: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”《论语·先进》子张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好人，怎样做才叫行善？孔子回答意思是:一个真正行善的人是不会让人感觉到他的痕迹的。在孔子看来，真正做好事的人，不是希望别人对他感恩戴德，或者总是希望别人能看见他做了好事的人，而是做好事不留名，在帮助他人时绝不会把自己表现为高高在上的施予者。
白居易曾经向鸟巢禅师请教:“佛法的大意是什么？”鸟巢禅师回答:“诸恶莫做，众善奉行。”白居易回应:“三岁的小孩也知道这样说。”鸟巢禅师说:“虽然三岁的小孩也说得出，但八十的老翁未必能够做到。”白居易心中服膺。是啊，做一次善事容易，但终身行善很难。做人难，做好人更难，做一个从未做过坏事的好人难上加难，做一辈子的好人最难！做好人，常常能自律和反省改过。
自律是遵循法度，自我约束是减少错误最有力量的道德力量。有缺点、有错误并不可怕，关键是知错能改，悔过自新。背负着良心的惩罚会让你苦恼得寝食不安，而做到坦荡荡，唯有让自己的心充满正直、诚实。曾国藩称“慎独”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，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。他自己能从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最终成长为一代大儒，也靠的就是反省改过。
做好人，常常帮助别人。给他人机会是为“大仁”。宽恕他人的过错，给他人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往往能够改变他的一生。宽恕别人，就是善待自己。成人之美，换得自身解脱。曾国藩认为，人要“心存济物”，要有一颗愿意帮助别人、成就别人的心，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。君子能扶人之危，周人之急，固是美事，能不自夸，则善矣。
古有范蠡三散千金的故事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范蠡在帮助勾践雪会稽之耻，平灭吴国之后，便辞官引退，游走各国。范蠡颇具经商才干。他在行至齐国后，便以鸱夷子皮为化名从事商业买卖。很快，范蠡就积累下千金家财，成了齐国的首富。齐王得知范蠡的才能，便拜他为相。然而，手执相印的范蠡却想到了更多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百姓。于是他将财富全部接济穷人，辞去了相职，重以布衣之身前往陶地。
陶地位于齐、宋、卫国的交界处，范蠡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，与各国交通便利，在此贸易必可致富。于是他又化名陶朱公，再次开始经商。果然，陶朱公不久后便大获其利，家产第二次累至千金。但是他发现，陶地同样有许多人贫苦不堪。于是范蠡又一次将千金散尽，资助穷人。据说范蠡在十九年的从商经历中曾“三至千金”。他的才干使他几乎每到一地都能富甲一方，然而对天下穷人的悲悯却又让范蠡每一次都将千金巨富倾囊赠出。
在布施财富之余，范蠡还不忘传授人们经商获利的方法，希望借此为穷人找到致富的门路。厚德载物，内圣外王的为人处世内涵丰富也非常灵活，既让人远离虚伪奸诈，又不致使人迂腐僵化，其正是我们现代人想要达到的“完人”之境。行有道，达天下。“行有道”，体现了北汽人在传承进取中所遵循的为人、做事、创产品的价值观：为人之道，要诚实信用，追求善行善德；成事之道，要依法合规，尊重商业伦理和道德；出品之道，要追求完美，苛求品质。